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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外与媚外之间:困惑的慈禧和踟蹰的大清

来源: 凤凰网   日期: 2018-09-25 10:10:00

  关于慈禧太后的对外观念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客观的著述。本文着意从晚清这位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她所处的权力斗争的地位出发,勾画她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千古变局时应对外部冲击的复杂态度。不可否认,慈禧对权力的争夺和维护是她内政外交的出发点。一方面,她为了维持权力而“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面,她为了维持中央权力的制衡关系而支持恭亲王的洋务运动。她因为恼怒列强长期压制,尤其是干预她另立新君而利用义和团不惜和列强开战,又因为战不过而曲意讨好,丧权辱国。但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此后数十年中国当政者必需全面、慎重地处理对外关系。慈禧太后重用汉人改革家,实行开明专制,基本体现了应有的对待西方的理性态度。由于长期受西方列强的压制,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失败后对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剧,并最终不顾一切地对八国宣战,又反映了她非理性的一面。晚年慈禧突然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要激进的改革,标志着她最终被迫向时代承认错误,但历史不再给她机会。

  慈禧太后的对外观念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追求权力的强烈愿望、权力斗争中她所处的地位和外国的压力。对权力的追求是她的核心目标,地位和压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到她谋求和维持权力的手段。由此我们看到慈禧的对外观念处于仇外和媚外的剧烈摇摆之间。

  慈禧太后的性格 

  不研究人物的性格就不能真实地把握政治人物的行为。Heinz Eulau认为“不谈论人物的政治行为——他的行动,目标,驱动力,情感,信仰,承诺和价值观——而去探讨人的统治是不可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的。”慈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她权倾三朝,据《清史·后妃传》,慈禧在晚清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亦一异也”。另一方面,她也毕竟是个女人。她的女官德龄在回忆录中说:“她(慈禧太后)的确是显得老了!比昨天或前天,至少相差十年。我不禁由衷地对她发出一种怜悯。我真不知可用什么话去劝解她啊!只见在我的面前,坐着一位很老很老的老太太,她座下是一张很舒适的黄缎锦墩;在她两个衰老的肩膀上,却担着一副关系全国安危的重担。”她个人的命运是晚清王朝的缩影。在人治的帝王统治时代,政治对统治者个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她不得不追求权力、维持权力和扩展权力。据德龄在同一部书中的回忆,太后并不昏聘,相反她极清楚宫中那些臣下的种种毛病,如虚荣、自大、虚伪等等。太后也并不是一个孤陋寡闻、心胸狭窗窄的老妇人,因为人们认为她是很难得到禁城外面去的,所以总是用一些老朽、固执、守旧等词语来描绘她。实际上,西太后有渊博的知识,她的知识决不比任何人知道的少。德龄所了解的关于那些古乐器的来源和传说,就是来自她的说教。

  然而太后特别喜约会弄权,虽然享用的一切都远在别人之上,可她并不满足,手中倘无实在的政权把握着,所有的荣华富贵便等于零;因此她不顾各方的非议,冒着风险,拼命地紧握着政权。德龄常见到慈禧往往为着一件棘手的事,终日寝食不安。当然,如果仅仅把慈禧的权欲理解为个人的私欲,那么这是一种无法证伪的解释。包括她的失败的政坛盟友兼敌手奕訢,也曾偏颇的断言:“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如果慈禧不是为了大清宗社,又是为了什么?

  毫无疑问,作为十九世纪在世界政治中仅次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力的女性,慈禧的身世却是一团迷雾。而早年慈禧的生活,据说并不富裕。一位美国人认为,慈禧“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深知穷人生活的困苦。她也曾体验过饥馑之苦。由于她的早年生活经历,她同情成千上万个女孩为摆脱被漠视的命运、为挣脱陈旧的风俗而做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声不响中悄悄进行的。她晚年曾经表示过让女孩也读书识字的想法,谁能说这与她童年时的抗争和穷困的生活阅历没有关系?”

  由于出身卑微,因而慈禧喜欢弄权,由于弄权,她也必须真实地了解政坛的实际斗争,这些都促成了她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出发务实地处理内政外交的风格。在内外交困的紧要关头,刚刚被封为太后的26岁的慈禧,联合恭亲王发动政变,接管了朝政。如果对“政变”这种方式不满,那么人们尽可以去攻击政变者,问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洪、杨革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赞襄政务王大臣”的专权,就一定比慈禧和开明能干的奕訢之间联合把持国政的局面更好么?慈禧太后在许多方面比大臣们更清醒。在中国传教十三年的田贝上校说:“可以肯定地说,慈禧在满洲人中第一个认识到了中外关系的重要性。”

  辜鸿铭盛赞慈禧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当时对慈禧的评价与后世之明显差异。他写道:“我恐怕很难使那些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不熟悉的外国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宁的岁月里,像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之才。……(1861年她和东宫太后一起听政的时候),已有十三个省份惨遭叛军蹂躏。但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驰。同时还唤起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她这个可怜无助的拖着幼主的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绅士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奋起翊戴,他们以其炽热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 ‘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辜鸿铭或许言过其实了,但他的立场仍然代表了晚清相当一部份官僚仕子对慈禧太后的认识。

  慈禧对外持坚决的强硬态度 

  慈禧早年干预政事,“凡关于外国之事,慈禧进言于帝,多主强硬,吾等亦不异之。”据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爱尔金占居大沽,政府派钦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令而返,此常事也。而慈禧则视为极要,当即下谕,令其以白带自尽,此尚为朝廷恩意。”可见其态度非常蛮横强硬。所谓“中国自来女主专政者,廖廖无几,而慈禧可称特者,彼时位不过贵妃,年不过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为罕见者也。”

  当英法联军入京之时,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力。“慈禧下一严厉之谕旨,严厉统兵大臣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其谕大略是说夷酋反复无信,狡诈已极,不但要索赔偿兵费,开辟商埠,并欲驻兵京师,万难允从。“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两;击毁夷船一艘者,赏银五千两。”可见初涉外事的慈禧是以强硬手段著称的,可惜满清朝野已无人能敌外侮。

  辛酉政变后,清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内忧外患”。而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此后数十年中国当政者必需全面、慎重地处理对外关系。慈禧太后重用汉人改革家,实行开明专制,基本体现了应有的对待西方的理性态度。由于长期受西方列强的压制,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失败后对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剧,并最终不顾一切地对八国宣战,又反映了她非理性的一面。及至战败,又转而媚外,在忍辱中力图改良,以弥补镇压康梁变法的错误,临死而悔之已晚。

  慈禧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都改变了原先满族的“种族傲慢气焰”。对于外交事务,清廷原只知有夷务而无“外交”,后来用“洋务”取代夷务,毕竟反映了朝廷上下有识之士对外观念的开放。

  慈禧在同治中兴时期,对西方的态度由战而和,主张“怀柔远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外国公使觐见礼节上。

  外国公使自1860年代初入驻北京后,在以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问题等,和中国朝臣有很大的分歧。1873年(同治十二年),侍御吴可读上一密折,奏请慈禧太后作出决断,以息廷争,免外臣之叩拜,以显朝廷之宏量。

  奏曰“臣,小臣也,窃为朝廷惜之。今已奉旨朝见有日,于万分无可换回之中,求一犹为彼善于此之说,惟有仰祈皇上断自宸衷,申饬诸臣争执礼节之非,本非吾国臣子,何必令行吾国礼仪,倘行不中礼,甚或失仪,则使各国即失来见之诚。……中国亦未得怀柔远人之法,且却至当堂闻笑,未必不因饴羞而变而成怒。是弭衅而反以起衅,则莫若特谕各国使臣,不必行吾中国跪拜礼节,临时若仍有失仪,概从宽免。我大小臣工,亦不得执此哓哓,复行争辨,以不屑与校之心。”

  此奏既上,太后批谕,略云:“所奏甚是,已有旨许各国使臣进见,并听其行本国之礼矣,朝廷怀柔远人,且严中外之办”云云。可见她还是顺应历史的潮流,逐渐放弃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毕竟还是识时务的政治家。

  不管慈禧本人应该归入哪一个晚清派系,至少她在洋务派和顽固势力之间,尽力地维持着平衡。她的这种驾驭全局的能力,为“同治中兴”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为了维持对恭亲王的牵制,慈禧太后在治国思想上更倾向于曾国藩、郭嵩焘和王闿运筹人的主张。这些汉族官僚实际上曾经得慈禧的前政敌肃顺赏识的。比如1860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举荐人就是肃顺。后两人都曾是肃顺的幕僚。慈禧之所以继续重用他们而不看前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主张理学治国,主张在从政的时候维持一种个人情操和修养。这和主张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恭亲王是不同的。同时,百废待兴的国家,必然要维持国家和文化的延续性,一味地倒向洋人一边毕竟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

  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满汉统治阶级在慈禧太后的调配下,晚清政府在1860年代实现了成功的联合。晚清朝廷上下也开始第一次认真地应对内忧外患。

  从义和团运动看慈禧的对外观念 

  发生于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开始就颇对胃口。然而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还是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的。其间夹杂着列强的干涉。

  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进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去涿州调查情况。太后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慎重的态度,主要是义和团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处。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要焚烧教堂,因为教会“勾结洋人,祸乱中华”。他们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

  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眼洋人,其根源在于她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据《庚子国变记》载:首先是法国医官探视被后党宣布为病重的光绪,结果发现没事。“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见,请法医入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己,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

  其次是康有为为英人庇护这事使太后愤怒。“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对方食,取玉壶碎之曰::‘所以志也’”。

  第三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反对太后废光绪,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当时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风各公使入贺,太后亦君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仪。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放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会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太后愈益怒。”

  可见,太后发现有群氓从底层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其心态自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得到刚毅等的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另一方面,她感到处处受洋人的“气”,又找不到报复的机会。当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受义和团的影响在永定门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发不可收拾。当时群情激昂,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时任怀来县知县,慈禧太后出逃北京的第一站)回忆,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

  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

  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她如何利用了义和团而又不可收拾的无奈心理。

  真正导致局面无法收拾的,是义和团入城后发生的不受控制的灭洋教、杀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导致的八国联军侵华。第一批八国联军由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自1900年6月10日组织自天津出发,16日向大沽炮台发出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正是在11日发生日本外交官被杀、13日义和团入北京城的前后。15日,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当着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许景澄是比较清醒的一个大臣,他进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也?”太常寺卿袁昶进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觑,声震殿瓦。太后目摄之。可见太后是不以为然的。

  太后不仅认为有何大不了的,而且她是执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决心同各国一战的,是端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伪造的一份外交团照会。经荣禄进呈的这份照会,要求四件事: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钱粮;3.代掌兵权;4.请太后归政皇帝,废大阿哥。据刚毅的姻亲景善记载:“刚毅来告诉我,他从未见过老佛父那样地发怒,即使当她闻悉康有为谋反时也没有如此。‘彼族焉敢干预之权!’她高喊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现老佛父准立决死战,慈意所属,虽沐恩甚优之荣相,亦不敢劝阻,恐生意外也。”马士引用的《景善日记》,其中慈禧太后的话和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记》中所引用的《景善日记》太后的话有所出入。后者说太后得到伪造的照会后,说:“洋人此次欺侮太甚,我不能再为容忍,我始终压制义和团,不欲开衅。直至哞日,看了外交团致总理衙门的照会,竟也要我归政,始知此事不能平和解决。……若此次各公使之照会,凌辱中国主权,其为悖谬尤甚。”太后又谓诸汉大臣曰:“本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凡为吾赤子,皆视一体,无分南北。……今日予等受外国欺侮,正吾全国臣民,合力同心,以报国家之时,奋勉杀敌,永杜外侮,果能全国一心,何难制胜夷人。”可见慈禧太后开战的决心,同时也知她为开战冠以维护“主权”的名义,也足见她的复杂心理。]促使太后宣战的另一线索,是6月19日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上海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强硬的词句斥责中国政府:

  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慈禧太后被几种力量推动着:一是她对洋人强烈地痛恨,二是周围顽固派的火上浇油,三是义和团煽动的全面的对洋人的仇恨情绪,四是洋人对她的攻击。这一切都使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愤和羞辱。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为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卫队得知后,结队外出寻衅。义和团于是开始攻打使馆。次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上谕。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倾全国之力与外敌决一死战吗?事实证明,当这口恶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也就害怕起来。她的宣战只持续了5天。6月21日宣战;6月22日又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同日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6月25日,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但袁昶、许景澄将谕旨中的“杀”字改为“保”字或“保护”字。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同时,太后还赏给进攻使馆的神机营、虎神营和义和团银各十万两。

  然而,自6月25日进攻使馆第一次明显的停火开始,7月18日—28日,8月3—4日,又有几次停火。据赫德的记述:“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从中作梗。”其实,真正害怕的是太后本人。她从6月25日开始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在当晚九时得的议和命令,次日带队往使馆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记钟之久,不闻枪声。”

  慈禧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点,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领带60名义和团员入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他们大声呼噪,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吃早茶时听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这才意识到情况远比她意料的要复杂而危险。

  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见已经倾向于议和。而6月26日,东南督抚们在密不公布“宣战”谕旨的同时,还和各国领事商订了《中外互相保护章程》九条。“东南互保”导致中外关系出现奇特的不统一局面。真正了解太后意图的作法,看来只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太后还于7月20日起连日派人向使馆送西瓜、菜疏、米面等物,又派人去慰问。8月2日,联军约4万人自天津出发,6日攻陷杨村,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但列强执意要攻入北京。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15日,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往太原、西安。9月7日发出“上谕”,对义和团“痛加铲除”。

  太后对无法收拾的局面,虽然归罪于义和团和办事不力的下臣,但并没有完全逃避个人轻率鲁莽的责任。她后来回忆说:“依我想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慈禧还是把客观环境当作决策的理由,因此也摆脱了自身的罪责。这次打击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銮过程中,就急匆匆地准备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一反常态地要开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认识到妄自尊大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是极力地掩示对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对洋人的仇恨,据德龄的回忆,是相当普遍而深刻的。下面的引文说明了慈禧对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

  老佛父向来恨外国人,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喜欢评论她的政府。她最讨厌的就是传教士,由此发展到痛恨一切外国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

  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如此无礼!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没有发言权。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他们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喜欢。她们不喜欢,他们可走,我们并没有请他们来。他们到我们国家来,那是我们的容忍。……”

  关于文明,她说:“当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人还在把尾巴钩在树枝上打秋千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了,而这些国家竟厚颜无耻地派传教士到我们国家来宣传宗教,宣传文明!”

  关于传教,她说:“他们给我们的人民灌输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国信洋教的人马上就不尊重我们的规矩和我们的传统习惯。中国内地发生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国人引起的。”

  关于孝道,她说:“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比我们已经有的更好的东西?根本没有!我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国人不是这样,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家,并且从此就不再服从他父母了。”

  此外,她还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关教堂许多不真实的传闻。最终,她认为“外国人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的祸根,但愿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永远离开中国,那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反常态地招待外国公使夫人。当时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请后非常气愤,说:“还讲什么礼仪?应该把她踩在我们脚下!她用枪炮对付我们,应该请求原谅的是她,而不是我们对她彬彬有礼!”[ 同3,第28页。]但1902年6月的这次召见,使她们感受到了身为一个没落帝国之主的威严,她们“忘记了几天前聚会时大家义愤填膺的神情,一个个都被慈禧太后威严的仪表和这种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皇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

  慈禧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击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县之鸡鸣驿,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诏曰:“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

  可以想见,慈禧在西逃的过程中,经历怎样的思想斗争过程。这从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别两次降谕、一方面要求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两个月内提出新改举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从此时开始、从宫廷礼节开始,着手曾经被一再担搁的改革,虽然为时已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爷”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积极的精神要素。

  如何评价慈禧? 

  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德龄的描写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行文至最后,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妇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这位女政治家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召唤地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苏同炳对慈禧可谓不以为然。他假定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面量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首先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假设奕訢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其次,“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确实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唐德刚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旋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而责骂一位古人“泼妇”则太失风范了。严肃的学者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人物的环境、对策及政策的后果。

  濮兰德·白克好司认为:“如太后之为人,不可以寻常道德之见解观之,若执此以断,既不能得其真评。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旱灾这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这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作出服众的公论。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一是评价慈禧太后在有几千年父权统治传统的中国,很容易不自觉地受到男权思维的影响,本能地对女人统治怀有或多或少的敌意。慈禧之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权统治创造的机遇,而宫廷斗争谁能取胜,也实在不是她一人能决定的。二是评价慈禧太后时,也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僭主政治和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如果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而即使奕訢被道光选定为继承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中国落后的一个表现,如何证明皇帝换了人就具有了历史上的正当性呢?三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

  蒋廷黻认为,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指顽固派)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份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当然,慈禧太后对于中国所处环境的认识、对于她的使命的认识远远不能和洋务派、维新派相比。她对外充满怀疑和敌视,以致最后充当了仇外的、不顾国家命运的极端保守势力的帮凶。慈禧本人在改革派和极端顽固派之间长期寻求平衡。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晚年慈禧从大难中突然醒悟,但显然历史从来不给关键的人物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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