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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戏曲改革、发展、传承的实践与理论见证

来源: 中国文化传媒网   日期: 2019-02-20 09:38:00

  103岁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先生为本报题词:“《(中国)文化报》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单位。”

  时间:1月28日上午

  地点:北京草桥非繁城品酒店会议室

  嘉宾:

  郭汉城(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王文章(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书面发言)

  薛若琳(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

  沈达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书面发言)

  傅晓航(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书面发言)

  王安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周育德(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书面发言)

  吴乾浩(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谭志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张林雨(太原师范学院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陈曦(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副处长)

  万素(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

  徐涟(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

  高昌(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主任)

  刘茜(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编辑)

  主持人:徐涟

  徐涟:“艺海问道”第25期文化论坛把主题聚焦于郭汉城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态度和丰硕成果,以此来见证新中国戏曲改革、发展、传承的实践与理论成果。

  举办这个论坛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郭汉城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是新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他与已故的戏曲理论家张庚一起,被并称为“前海学派”的领军人物。郭汉城先生对中国戏曲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话剧民族化、戏曲现代化等学术思想,对“前海学派”的形成、发展乃至对中国戏曲的传承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直至今日,郭老以百岁高龄,仍然时时关注着戏曲的当下发展状况,并为本报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戏曲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郭汉城文集》十卷本即将出版,本次论坛也是为《郭汉城文集》的出版做预热。

  第二,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文化艺术建设的斐然成就,归根到底体现在一代代文艺工作者身上。今年“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即以文化艺术界学术泰斗为切入点,深入总结70年来中国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郭汉城先生是当之无愧列入论坛的第一位学者。

  第三,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研究的生态出现了不少问题与弊端,亟待正本清源,消浊澄清。我们希望以郭汉城先生深厚的学术底蕴、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品格,来反衬当下学界的种种病象,借以激励今天的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从业者,坚守学术研究、增强文化自信,探索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迈向新的学术高度与人生境界。

  “前海学派”:海上明月共潮生 

  薛若琳:“前海学派”是一个学术思想比较相同或相近的学术群体,领军人物是老戏剧家张庚先生和郭汉城先生。

  “前海学派”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建院至“文革”前的十多年间。“前海学派”的同仁一方面拥护政府禁止一批不良倾向的剧目,一方面站在公允的立场维护传统戏曲的成果,抵制和反对“左”的思想对戏曲的干扰和破坏。张庚、郭汉城二老对传统戏曲中的“忠、孝、节、义”的积极意义和戏曲剧目中的人民性发表了重要的意见,维护了传统戏的公正地位。上世纪50年代后期,编辑出版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选辑校录了48种古典戏曲专著,较之以前二三十年来出版过的古典戏曲论著丛书,内容更完备。第二个阶段就是1978年到2000年。这期间,“前海学派”编撰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戏曲志》(30卷)。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至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戏曲专家王文章与“前海学派”的同仁一道赓续前贤,由他主编的《昆剧大典》(已出版)和《京剧大典》(正在编纂中),两部鸿篇巨制详尽记载了昆曲和京剧有史以来的各种浩如烟海的资料、著述和图像。

  “前海学派”治学观点比较稳健,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并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学术群体在戏曲前沿阵地努力坚守,为繁荣和发展戏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奉献。“前海学派”犹如在学术大海中涌动的一波一波的浪潮,她与历史的、现代的明月一同成长。

  代表性地反映了“前海学派”学风 

  沈达人:对郭汉城先生的戏曲研究成果,记忆最深的是张庚先生与郭汉城先生共同主编的“一史一论”——《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的编写,直到现在,当初热烈讨论的场景还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涌现。讨论充分发扬了学术民主。“一史一论”在戏曲研究领域,是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郭汉城先生还兼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戏曲文学”分支的主编,在他的直接指导、倾力关怀下,戏曲文学分支条目的编审得以很好完成,并且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的“京剧研究”分支,也是在郭汉城先生倾力关怀下很好地完成了编审与撰写,显示了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论述的一定深度。郭汉城先生的学术著作《戏曲剧目论集》与《当代戏曲发展轨迹》,我都是一篇一篇认真阅读的,而且颇有心得,写成相关评论文章。

  郭汉城先生的戏曲研究著作代表性地反映了“前海学派”的学风,正如《前海戏曲研究丛书·总序》总结的两点: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戏曲的历史、戏曲的现状;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从而才能够突破前人,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戏曲评论的一面旗帜 

  傅晓航:郭汉城先生是诗人和剧作家,但更确切地说是杰出的戏曲评论家,是戏曲界戏曲评论的一面旗帜。

  从上世纪50年代到今天,郭汉城先生始终站在戏曲评论第一线,对各个历史阶段产生的主要问题,都有过重要的论述,其中包括专题论文、戏剧评论、阶段性的总结等。郭汉城先生以他丰富的知识和理论修养,推动或引导戏曲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郭汉城先生的文章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文革”前的17年,极“左”思潮很有影响。然而,在我看来,恰好是这一时期郭汉城先生的文章最好看、最耐看,可以说“思想性艺术性”兼优,这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郭汉城先生不为“左”风所动,而且能写出好文章,究其原因,除了他的理论天赋和良好的功底之外,主要是由于他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评价客观事物,抓住戏曲批评的根本任务,总结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总结戏曲艺术的创作规律,排除各种思想干扰,为推动当代戏曲艺术发展服务。

  对戏曲美学的贡献 

  王安奎:今天我想着重谈谈郭汉城先生对戏曲美学特别是关于中国悲剧、喜剧理论的贡献。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汉城先生在评论文章中就指出:中国喜剧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为群众所喜爱;而悲剧也是各种各样的,不能用西方的标准否定中国具有悲剧性的作品。此外,在西方的美学观念中,悲喜剧与正剧混淆在一起,被认为无多大价值。郭汉城先生最早在评《薛刚反朝》的文章中提出悲喜剧的观念,指出中国的悲喜剧具有不同于西方戏剧的特点和价值。20世纪80年代悲剧、喜剧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郭汉城先生主编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将《牡丹亭》等不能列入悲剧也不能列入喜剧的经典作品收入其中。

  在当代戏曲创作实践中,剧作家、艺术家对于中国悲剧、喜剧、悲喜剧的发展突破做出很多新的探索,郭汉城先生对此很关注,并及时给予理论上的总结。比如《琵琶记》的改编,郭汉城先生说:“整体构思、立意、布局、取舍、剪裁等方面做了周密的思考,特别在处理结尾上,既保留了‘大团圆’的形式,同时又赋予这种形式以沉重、深刻的悲剧内涵,用实践解决了一个戏曲界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

  郭汉城先生这些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论述,推进了中国戏曲美学的研究。

  永远的榜样 

  周育德:郭老一个世纪的人生值得总结和弘扬的方面非常多,郭老前半个世纪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模范战士,后半个世纪是新中国戏曲改革的头脑清醒的干将,是戏曲高等教育的导师,他的治学方法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

  郭老是“前海学派”的创立者之一,是“前海学派”最有成就和建树的学者之一。“前海学派”作为一股戏曲研究力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从戏曲艺术的实践出发,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和团结合作的治学作风,张庚和郭汉城二位老师堪称“前海学派”的代表。如果说这是一个学派,那值得骄傲的是这个学派的戏曲研究者完成了当今戏曲学界最有分量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戏曲通论》正是在张庚和郭汉城二位先生的主持下,集结强有力的阵容完成的。这两部巨著完成后,二位先生一同推动和主持了举全国之力的《中国戏曲志》编撰工程,成为构筑新中国文化长城的最初的奠基石。

  在戏曲研究领域,郭老自己的成就是很大的,他对中国戏曲的昨天、今天都有深刻的研究,有丰富的著述,对戏曲改革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有着独立而正确的见解,郭老对戏曲现代戏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关心。另外,郭老不但是有重大成就的戏曲理论家,而且是灵感飞动的戏曲作家和诗人。

  钟爱 关切 使命 

  吴乾浩:郭汉城老师道德学问堪称楷模。他对戏曲事业无限忠诚,高度自信,不论什么样的环境,钟爱之情始终不变。他身教辅以言教,有巨大的说服力。榜样的力量哺育了几代“前海”学人。

  郭汉城老师把钟爱体现在点点滴滴的行动之中。他是一位谦逊、礼貌、平和的长者,和蔼可亲,广交朋友。可是当对戏曲艺术原则看法有分歧时,他会挺身而出,亮出鲜明的观点。比如在“推陈出新”中有人对戏曲遗产过分否定,认为是宣扬封建主义的渠道,他不因是老朋友就不敢百家争鸣。他爱友谊,更爱真理。在另一场关于现代化和戏曲化的争鸣中,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把戏曲化看成老化僵化的代名词,是一种误导。他提出要大量看戏,泡在戏曲演出中,多和戏曲实践者接触,他们最聪明。上世纪80年代我以几年工夫到戏曲基层200个团作田野调查,就是受汉城老师的启发。

  郭汉城老师可贵的是有为戏曲事业持续奉献的使命感。他带领我们从大量戏曲传统剧本和戏曲当代剧本中编选出《中国戏曲经典》和《中国戏曲精品》。他在当下戏曲进入健康发展的新时代后,不顾年老体弱,持续以发展的观念观照戏曲生态,关注学术动态,培养健康风气,戏曲探索不止。他百岁高龄,仍思维敏捷,与时俱进,口述写作不断。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管窥 

  谭志湘:郭汉城老师希望我谈谈《琵琶记》创作的体会。他说:“因为你是当事人,我的合作者。”在昆曲《琵琶记》的创作过程之中,郭汉城老师和我有过多次交谈,受益匪浅。我体会最深的:他提出《琵琶记》是五大戏曲古典名著之一,把五大名著作为戏曲现象研究,认识《琵琶记》。我重读名著,包括南戏“荆、刘、拜、杀”,突出地感受到了南戏的民间性和作为南戏经典之作《琵琶记》的“草根”特色。如何增删取舍?如何凸显《琵琶记》的艺术色彩?如何确定主题立意?思考后,心中豁然开朗。

  郭汉城老师教导: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站在理论的高度,进行艺术创作,塑造鲜活的形象。经过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思考再到创作的几个反复,我逐渐认识了如何对待戏曲名著这一戏曲创作的常见问题,归纳为学习名著,理解名著,走近名著,走近作家,走进时代;致敬名著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名著,认识作家的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不拜倒在名著脚下,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再创作,也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理论与创作结合这一文化现象所产生的绝不仅仅是作品而已,对戏曲的贡献,还有待于时间进一步认识……

  调查研究是治学的精髓 

  张林雨:郭汉城恩师以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治学精神,率领“前海学派”的专家学者,为中国戏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恩师与张庚先生主编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后又发动主持了《中国戏曲志》的编纂工作,与马少波、刘厚生主编了《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独自写作了《当代戏曲发展轨迹》等学术专著,真可谓功莫大焉!丰硕成果的取得,与在恩师带动、倡导、影响下“前海学派”所逐渐形成的注重调查研究的群体治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恩师这种注重调查研究的精神,我作为关门弟子有刻骨铭心的亲身实践体会。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向恩师请教为什么从事戏曲研究必须先做调查研究,恩师循循善诱、语重心长地为我道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戏曲在其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有机的艺术体系,它包含了300多个从古典戏曲到民间小戏的剧种体系和数以几万计的丰富多彩的剧目,在其流变过程中都带有时代和地域的特点交互影响的痕迹,如果不掌握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而研究它,实际上等于一句空话。

  接续完成中国戏曲民族化体系的构建任务 

  王馗:要立足于中国戏曲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实践看待、总结张庚、郭汉城二位先生在戏曲艺术研究方面的学术立场。70年来前辈学者一直致力于戏曲在艺术本体上的传承、保护和拓展,正是在鲜明的民族化理论基础上,当代戏曲艺术延伸了古典戏曲命脉,在现代观照的视角中转型发展。当前更加多元、成熟的实践探索,让戏曲民族化的艺术体系和现代戏曲艺术体系实现了更加自觉的建构。今天,中国戏曲研究的后来者需要把文献—史—论—志—批评五位一体的学术工作继续做下去,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下去,把“前海学派”服务学术、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文化、服务人生的学术传统延续下去,把中国戏曲民族化体系的构建任务接续完成下去。

  热爱中国文化,敬畏中国文化 

  陈曦:作为“前海学派”的后学者,十多年来我有幸能够协助郭老做一些书稿、文字的整理工作,有机会在郭老身侧聆听他对戏曲发展根本问题的思考,听他畅谈戏曲改革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听他讲述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词和每一个剧本背后的故事,包括听他讲述儿时观戏的趣事。郭老谦逊平和的为人,豁达乐观的处世,使我每次与郭老的相处,都仿佛置身于一座宝藏,又感觉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而最让我感念的是郭老实事求是、永远为时代发声的治学精神。以我参与编辑的十卷本《郭汉城文集》为例,在我看来,十卷本的内容编排充分体现了郭老七十年戏曲之路的特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有很强的实践性,又有鲜明的针对性。郭老曾说:“我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常常感到这三种文体(戏曲理论、剧本、诗词)形式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体异而意同’。这个‘意’是什么?就是热爱中国文化,敬畏中国文化,把古老的民族文化现代化,使它发扬光大。一句话,就是古人说的文要‘为时而作’。”

  为人民发声,为时代发声 

  万素:郭老的学术建树颇丰,其中,“人民性”学说的论述最为精湛,堪与张庚先生的戏曲“剧诗说”颉颃媲美。郭老指出“中国戏曲也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遗产一样,既有人民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就是指文学艺术与人民的精神联系”“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符合人民的利益,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是按照美的规律去反映世界,它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对生活做出审美的判断”“艺术正是通过‘美的桥梁’发生社会效能”“作品的思想是水乳交融地融入形象之中”“影响我们的感情和理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郭老批驳忽视剧目思想内容的审美性质,把人民性当作某种纯粹的思想倾向、道德观念、政治要求、社会学原则,“把道德、人民性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当作抽象的东西去看待,因而看不见它们的局限性,分不清精华与糟粕”的思维误区。郭老提出“道德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范围,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产生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道德也是有阶级性的”,必须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考察各种历史和社会的情况,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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