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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

来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日期: 2019-05-22 10:47:00

  提要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俗传统包含生态、生计、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及村落文艺等五大类型。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有七大途径:利用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建乡村精神传统;运用乡规民约之乡村自治传统,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组织作用;以村落节庆、人生仪式传统,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以村落口头传统、乡土表演艺术,讲好村落故事;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的研究意见;发掘村落生计资源,以地方物产、地方特色手艺来助力乡村生产。民俗文化传统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移到乡村;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要充分重视人、地、物有机复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

  关键词文化振兴;民俗传统;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生仪礼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研究”(14AZD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研究”(18ZH011)之子项目“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乡村振兴首要着眼点是经济,没有经济的振兴,乡村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但是乡村振兴持久的动力应该是文化,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最早最扎实的祖根在哪里?应该就在乡村,乡村里相当多的地方还保留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形态。当然在现代的城市化过程中,它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损毁。所以我们要以文化振兴的方式,去修复和养护中华文化根基。当然传统文化也要满足当代社会的文化需要,要满足这个时代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

  今天中国的乡村问题非常复杂,近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与世界处于一个持续交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很多文化传统遭到破坏,传承下来的东西已经很少了。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乡村振兴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文化振兴对于乡村振兴的价值和意义。习总书记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①创新不是凭空的,创新是有一定的凭借的。如果说离开此前基础的创新,那就是无根之谈。而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有几千年丰厚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继承创新的重要基础。继承和创新,是中央特别强调的两个方面。我们应尽可能偏重对民俗文化传统的优良部分的发现,或者说对其价值应有再认识的过程。

  民俗文化是民族的基础文化,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它既不抽象,也不思辨。它直接服务于基层社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P.32)这里面谈到的生态、乡风、治理三项与民俗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民俗文化是乡村社会重要的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发现民俗文化对于当代乡村社会的资源价值,把它作为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换的文化凭借,以此助力乡村振兴。

  讨论民俗文化或乡村振兴,我们需要关注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民俗文化是什么?其次,民俗文化怎样去推动乡村振兴?第三,在提倡民俗文化促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什么问题?

  一、“民俗”概念与民俗文化的起源 

  民俗文化是日常生活文化,它跟日常生活是相即不离的。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是民俗文化的核心内涵。

  虽然民俗学学科领域的民俗是现代学术名词,但是中国很早就有“民俗”这一词汇。它最早出现在《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2](P.829)意为统治社会的人君要选择一个合乎伦理规范的榜样,让大家仿效;对一些不好的事情,统治者应尽量远离它。对于管理社会的人来说,应给大家树立清晰的是非标准。《韩非子·解老》也讲到“民俗”,“狱讼繁,则田荒,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国贫则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则衣食之业绝。”[3](P.425)意思是说如果人们总是去打官司的话,就没有人种田,没有人种田,就没有人给国家交粮食,仓库就空虚。仓库空虚则国家贫穷,国家贫穷,反而会形成耗费资财的奢华风气,以致造成百姓生活的极度贫困。《史记》有三个地方用到“民俗”词汇。一是《周本纪》记载“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4](P.117),这里的“民俗”大约指民间习惯; 二是在《货殖列传》说到中山地方“民俗懁急”[4](P.3263),这里指居民性格;三是《循吏列传》记孙叔敖的故事,有“楚民俗好庳车”的记载,[4](P.3100)民俗即风俗好尚。《史记》三个地方的“民俗”用法,跟我们今天的民俗学的民俗概念近似。

  民俗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文化,是一种生活传统。它首先源于人们对物质生存的需要,人们会为了生活而选择特定的生计方式。其次源于种族繁衍。种族繁衍里面就关系到婚姻的模式问题,关系到两性伦理的问题,关系到家庭结构的问题。再次源于社会适应。因为人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在社会中进行。社会团结或群体心理的认同、等级秩序、协调原则、人情往来,这都是民俗起源的社会适应问题。最后是源于精神活动。人不是普通动物,人有强大的精神需求,有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理解和表达,这样就会形成丰富的精神产品,呈现为精神民俗。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信仰、民间艺术等。

  二、村落民俗传统的五大类型 

  村落民俗传统,是世代累积下来的思想与生存惯习。民俗传统,一般分成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民俗传统,包括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二是社会民俗传统,是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所发生的,节日、人生仪礼、社交礼俗,都属于社会民俗传统。三是精神民俗传统,包括伦理道德、信仰、娱乐艺术。这三个层面的传统是我们村落社会传统的完整形态,但是如果要更加细致地去理解,我们可以把村落民俗传统分成以下五大类型。

  (一)生态民俗传统

  直观来讲,村落就是一个聚居的形态,村落的聚居形态跟城市是不一样的。村落社会有自己的肌理,有自己的形态布局,有村落内部的东和西,上和下。有中心与边缘。所以我们看以前的村落,它非常重视水井,水井是村落的中心。我们经常说离开家乡是背井离乡。城市化过程中,好多背井离乡的村民都会对村里的水源地有特殊情感。我们去浙江景宁县高演村调查,村落耆老首先带我们去看的就是他们村的一口老水井,那是全村的水源地,是村落居民生存的重要资源。②

  村庄的设立,首先考虑到水土的问题。所以完整的村落形态,它是符合生态宜居需要的。选择一处适合人居的环境,需要有很多来自生活实用的考虑与观念上的智慧思考。我们经常谈论风水,风水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神秘的观念,但我们也可以理解风水是利用风土条件而进行的景观选择与设计,它是为了人居安全安定而发明的技术手段,由于它被附加了许多神秘性的寄托,因此受到现代一些人的误解。比如所谓:“前有案,后有靠”,“左青龙右白虎”等,就是一个宜居小环境的选择。我们中国人生活在北半球的东亚大陆,村落选择坐北朝南,后有靠山,它可以阻挡北方寒风,东面是青龙位,西面是白虎位,民俗讲究东西的环抱,如湖北长阳土家族说“左青龙,右白虎,又安静,又热乎”。[5](P.548)传统的村落选择,一般都是山环水绕,前面一定会有一条河,绕过来,像环状的,这个环不能倒过来内环,是外环的,只有向外环的时候,它才逐渐往外扩展。村落里水流出村的地方叫水口,水口往往是村落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它是村落生态的重要节点,传统村落大多会设计一座风水桥,锁住水口。

  (二)生计民俗传统

  生计方式的选择,受制于三个因素:一是地理条件,二是地方物候物产,三是历史传统。所以说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计类型,不仅仅是我们主观上的选择,它与地理环境、地域生态、地方的物产、资源以及文化传统有关。中国古人为什么选择农耕?为什么没有以畜牧业为主?这是很早的问题,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选择,远古先民根据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选择种植不同的农作物,逐步形成了中国重要的农业传统。在特定的环境里,选择一种生计模式,然后在这个生计模式之上,又形成了我们的生活传统。

  (三)社会民俗传统

  所谓社会民俗传统就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性行为习惯。大家知道中国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强调的是人们的安居乐业,安居就容易形成家庭的不流动,家庭的不流动,就会凝结成家族的亲缘传统。村落里的家族之间要互相帮助,“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生死相依。通过长期的稳定的人际关系构成稳定的村落社会相互救助的传统。除了家族之外,还有很多村落不是单一的家族村落,它是多姓村。各个不同姓氏之间,它有自己的村落协调的乡缘传统,村民之间互相合作。我们的研究团队在浙江松阳平卿村调查发现,平卿村周、张二姓都有自己的大祠堂与房支的香火堂。但是在家族之上,两个家族共享了一个祭祀禹王的社庙,每年有多次村落的集体的祈福仪式,周张二姓世代和谐相处。由此可见,村落社会除了家族之外,还有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乡缘传统。[6]

  与此相关的社会民俗传统还有村落社会的自治传统。我们经常说乡村社会是“天高皇帝远”,皇帝管不了最底层社会。但是底层有一套自治的传统,这个自治可以通过宗族、通过乡社来实现。宗族可以通过家训族规制约,形成稳定的家风传统,家训族规的制约力是很强的。然后还有乡规民约,乡规民约是村里百姓在乡绅乡贤主导下制定的习惯俗规,村民会自觉遵守执行。乡里自治的自我服务方式,是中国传统社会基层自我管理的方式之一。

  当然村落社会传统里面,还有村落的社会活动的传统,比如说村落的庙会、村落的节日、村落的人生仪礼。礼俗互动让村落成为一个和谐社会。大家知道乡村跟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情的问题。乡村的人情是文化资产,通过人情可以流动,人情可以遗传,可以继承。就是祖父帮了别人,孙子还可以得到回报。而现代城市社会很少人情,就是家住在对门的人都不见得认识,也不一定互相帮助。人情的资源在现代城市社会是匮乏的,而乡村有很纯朴的人情。当然,目前乡村面临精神衰落的问题,人情也受到很大挑战。[7]

  (四)信仰与道德伦理的精神民俗传统

  精神信仰传统,包括祖先信仰、先贤纪念、神灵信仰。就乡村社会而言,普遍存在它们自己的信仰传统。我们经常会说中国人不信教,其实中国人有自己的特定的祖先信仰。信仰祖先、礼敬亡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强调慎终追远、木本水源的根脉意识,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信仰。[8]

  当然除了祖先信仰之外,还有对历史人物和地方先贤的纪念,我们常常会在村落里面,看到许多庙宇,可能是关公庙,也可能是岳飞庙、屈原祠、刘猛将军庙。或者是祭祀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时的两位忠臣张巡和许远的庙。这些人物都会被村民纪念。一般村落也都会有地方的先贤。先贤纪念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它实质传递的是村落社会里的一种历史精神,一种伦理的追求,一种对本土本乡有重要贡献人物的纪念情感。过去很多县城都有城隍,城隍一般来说是守护乡土的一个重要人物。当然佛道等神灵信仰,在乡村社会也经常可见。其实村落社会里的人们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宗教情怀,他们多是根据生活的需要,来信奉某一神灵,所以在拜神的时候,其实就是祈福的表达,就是人们求得精神的安定。比如,妙峰山庙会期间,我们作为调查者常常问上山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说就是为了“心安”,为了精神的安定而去信仰某位神灵。[9]这也是乡村社会的一种精神内容,当然还有道德伦理传统,道德伦理传统是我们乡村社会秩序的保障。

  大家都知道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在襄汾地区,这个地方很多姓赵的,他们自己说是赵氏孤儿的后代。他们每年都要举行庙会,祭祀他们的祖先,而且安徽的程姓子孙有时候也到这个村里来,说是程婴的后代。这个故事不断地被当地赵氏子孙讲述传承,故事的核心就是强调忠义传统。③

  (五)村落文艺民俗传统

  村落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仅仅有劳作,也有休息,也有令他们精神愉悦的东西。所以在口头的语言艺术里,包括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俗语等都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的存在。[10](P.9-10)乡村里边俗语起着生动的社交沟通作用;谜语是生活中通过语言表达的斗智游戏,它也有教化的作用;谚语是人生哲理与经验的凝练,有非常强的语言效果,它简洁有力,常常是一语中的,你要说一大篇话,不如说几个字的谚语有效。乡村社会有着丰富而生动的口头语言传统。

  再如表演艺术,像小戏、歌会、舞蹈、舞龙舞狮,另外又如书法、美术、对联,还有农民画。在此不一一展开论述,这些具有欣赏性的乡土艺术表达方式,构成了村落的文艺民俗传统。

  以上五类村落民俗传统,是乡村社会持久传承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资产,在今天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有效传承利用这一村落所拥有的巨大文化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研究。

  三、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的七大途径 

  村落民俗传统,如何转化为今天乡村振兴的资源,助力乡村振兴?这需要我们用心思考,我们既不泥古,也不生拉硬拽,我们按照传统应与人民生活密切配合的原则,对之进行适当的提升和转化。

  (一)利用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建乡村精神传统

  乡村的衰败,不仅是人口移出的空心化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精神的衰败与崩塌。民国以前乡村里大都有完整的宗族、乡族组织,新中国之后便进入到人民公社的集体管理,改革开放之后,既没有宗族,也没有公社,乡村缺乏有力的精神支撑与相应的乡风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如何重建乡村社会精神?这是现阶段非常重要的问题。精神重建不是外边加给它的,应该从内部去培育,激活内部资源,方能让乡村精神传统复归。乡村精神的重建需要依托与载体,乡村精神传统重建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家训,家训门风传递着价值观念,村落流传的谚语、箴言与口头故事,以及村落艺术都是对乡村精神意涵的积极呈现。

  大家知道村民在拥有现代媒介手段之前,他们的历史观、伦理观、人生观,大多是通过民间文化的潜移默化熏染出来的。所以那些小戏、家训、故事,都会给村民很多的启发。特别是家教、家训、家风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培育路径,这也是村落社会里面非常强调的,它是塑造村民一生的立身资本。村民日常生活的语言与社交行为,会对孩子性格、行为,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村落社会里非常强调人情,强调这种生活细节的培育,把年轻人变成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成人。

  村落的信仰和伦理道德的振兴,是我们乡村精神振兴的一个重要基础。这需要通过多方面条件的相互协助,才能有效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二)充分运用乡规民约之乡村自治传统,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

  2018年我们去浙江诸暨枫桥镇调查,在那里开了一个村落社会治理会议,发现当地的经验就很强调民间自治传统④。我们民俗传统里是有这样的乡村自治传统,有一套自己的习惯俗规的,这个民间俗规如果与今天的法治与德治配合,与新的自治概念结合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治理资源。但是如何将传统的家族文化、村社文化变成跟现代社会观念结合的共享性的、公益性的、服务性的文化?我们还得去研究传统的乡规民约如何与今天这个社会环境中的德治、法治、自治合一。

  中国最早的乡约是“蓝田乡约”,关键内容是四句:第一,德业相劝。在乡村里边,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生计方式,是互相促进的。第二,过失相规。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大家互相纠正。就是民间自治。第三,礼俗相交。在村落社会里边,在人际往来的时候,人们按照礼俗的规矩交往。那礼俗的规矩是什么?儒家传统里边特别强调礼合乎人情。我们不搞那种特别铺张,也不特别简陋,而是用一种合适的礼俗方式进行交往。乡村社会的礼俗相交是一个用合适的财力、物力表达一个得体的人情。第四,患难相恤。村落一旦出现危机与大事,村民互相救助与支撑,这是村落共同体的基本伦理。蓝田的吕氏乡约是吕氏四兄弟他们在家家居时,制定推行的,后来成为中国乡约最早的一个范本。[11](P.16-17)现在蓝田有了新乡约,对最早的蓝田乡约进行了新的诠释,传统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这便是创造性发展传统的尝试。

  今天在关注乡规民约的时候,应该重视民主协商,重视这个乡约的制定过程,重视乡规民约执行过程中是否建立了监督机制。当然乡村的团结,乡村社会的建设,不仅要有乡规民约这个条文,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具有对共同利益维护的义务与责任。比如水源的保护、水利设施的兴修、桥梁的维护等问题。另外,一些公共空间,比如寺庙、祠堂的维护。现在浙江很多地方把祠堂改成文化礼堂,那么这个文化礼堂就需要公共维护。上述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乡村就是一个小的命运共同体,共同体里边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村民生活的就比较如意。如果乡村里面四分五裂,大家都是为了个人利益,那这个乡村就无法构成一个良性的社会形态。所以说,公共设施需要大家出力,我们也需要依靠这些村落的公共设施发挥服务村民生活的功能。

  (三)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组织作用

  过去皇权不下县,天高皇帝远,地方靠自治,但自治过程中必然需要有主要人物,这个主要人物过去叫乡绅,绅士。今天我们将之名为乡贤。乡贤是传统基层社会与当下民间社会的代表,是民间的权威。乡贤会在乡规民约的制定与公共事业的开展,以及乡村治理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充分调动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精神。浙江的新乡贤工作推进比较成功,他们利用乡贤会的形式,将一批有实力,有思想,办事公正、具有奉献精神的乡贤引回乡村,让他们以智慧与物质力量回报自己的故土。[12]

  乡贤是一个重要的资源,但是乡贤如何回到乡村?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一个乡贤在城乡间候鸟式的来回,他是不可能带动乡村的。他必须回到乡村长期生活,才能了解到村民的生活与生产实际情形,进而寻找帮助乡民的有效途径。乡贤是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从农村出来,服务了城里几十年,现在回报乡村合情合理。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提供优惠条件、配套措施,帮助解决乡贤落地安置问题,加大吸引乡贤返乡服务的力度。

  在百村社会治理调查课题中,我们发现了浙江绍兴的一位乡贤,他原任绍兴市柯桥区的人大副主任,退休以后,回到老家冢斜村。冢斜村景物资源丰厚,山水清幽、古庙、祠堂仍在。这位乡贤做了一件大事,他通过与政府沟通将自然村变成行政村,并担任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再通过挖掘乡村余姓历史文化资源,在国家与地方政府支持下,他筹措了大笔资金,修复了寺庙、祠堂等公共空间以及一些老房子,整治了村落环境,后来该村成功申请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目前他正积极引导该村朝绍兴知名旅游村方向发展⑤。可见乡贤对于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作用。

  (四)以村落节庆、人生仪式传统,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

  乡村是一个共同体,人们生死相依,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边曾经分析过,“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3](P.5)今天的乡村却面临着人心瓦解的问题,我们提倡振兴乡村,就是希望乡村重新充满力量,这需要通过村落的一些公共活动,把人心重新凝聚起来。村落的信仰、村落的伦理、村落的物质生活、村落的公共空间,都需要村落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去关心它。把村落的事情变成大家的事情,而不是某一个村干部的事情,这个村就有希望。党对基层的领导、村委会的主导,是乡村治理的根本保障,加上乡贤的协助,一定会更有利于乡村的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

  开展乡村集体活动是增强乡村团结的重要方式,也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手段。如果一个乡村没有集体活动,没有公共活动,它不可能凝聚起来。

  在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湖北荆州调查⑥,问一个农民过年还舞龙舞狮吗,他说不舞了,我问为什么不舞?他说这是傻子舞给聪明人看的。本来是一个村落共享的庆祝活动,在这位村民心里成为一帮傻子演给其他聪明人看。20世纪90年代就有这个观念了,说明乡村的精神离散问题,已经存在几十年了。我们如何把乡村的集体活动变成他们自己的舞台,需要特别注意调动村民自身参与的积极性。其实村落社会的人,因为秉性与能力不同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可能生产方面不是能手,但舞龙是好手。这个过程中就可能显现他的位置,他也愿意在集体活动中露脸,集体活动让人们既互相配合又各显其能,这是实现村落有机团结的重要方式。北京门头沟区的庄户与千军台村就利用传统活动有效实现了村民力量的凝聚。庄户与千军台是两个相隔不远的村庄,他们世代以元宵中幡走会的方式强化着村际联系。现在该村人大部分住北京城里,但是每到正月十五,他们必须回去参加村里的中幡会。一年一度的耍中幡走会,是两村村民传承历史、实现村民文化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有效方式⑦。

  除了村落节庆之外,还有人生礼仪问题,这也是村民的人生大事,并且不仅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情,还是一个家族或村落人际往来的重要方式。[14]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丧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中国的儒家文化,最早就非常重视丧葬。《礼记》里有多篇讲丧葬的问题。儒家最早的职业可能与丧葬服务业有关,后来由死亡思考演变成伦理思想文化体系。⑧对死亡这个事情,中国人普遍看得非常重,这实际上是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的礼敬通过丧葬仪式活动来体现。今天我们的丧葬改革过程中,很少考虑“慎终追远”这个方面。将人送走那一刻的许多仪式都被简化掉,人死了,直接送到火葬场,缺乏让生者因死亡事件而致的心灵危机得到安抚的仪式过程,这样的仪式其实是心理疗伤的过程。仪式是安慰在生的人,也是对亡人的礼敬。让个体生命庄严地离开,在传统中是很受重视的。我们讲乡风文明,移风易俗,反对铺张浪费,是对的。但是不能简化到仅仅是对人生命个体的机械处理,如果这样,人生的意义就会大大减损。会让大家对生命没有那么敬畏,也让活着的人缺少了面临亲人生命终结时对自我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环节。所以我们应该在人生仪礼大事里边,重视丧葬礼仪问题。

  还有成人礼的问题,我们青少年如何走向成年,这是当今现实生活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当今社会急需要成人礼,对年轻人做一个仪式的唤醒,以仪式方式催熟其成年。目前年轻人大多没有经历这样的仪式,他对自己是否长大成人没有足够清醒的意识。从身体生理状态看是成年人了,但精神上还没有成人,他还在依靠父母,还在“啃老”,还没有作为成人的责任感。现在一些学校也举办成人礼。但许多学校的成人礼往往是高考动员,高考成为直接功利的目标,这是很短期的人生目标。这个短期的人生目标实现完了以后怎么办?所以成人礼应该从文化上考虑,不能是一个短期行为。成人礼告诉年轻人什么叫“成人之道”,什么是“人”,通过仪式之后,年轻人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个体,就有特定的责任与义务,当然也有权利。现在年轻人的社会圈子里有很多现象是不成熟的。很多人把幼稚化的东西,叫做时尚,其实就是对不成熟的欣赏,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秩序社会所应该有的态度。目前整个社会处在一个过渡的状态,处在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正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路上,我们需要进行包括成人礼在内的礼仪文化建设。人生仪礼的推行,其实就是一个实现社会秩序化的过程。[15]

  (五)以村落口头传统、乡土表演艺术,讲好村落故事

  在凝聚村民情感精神的同时,要注意提升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有很好的民俗文化资源,就是村落口头传统和村落表演艺术。[16](P.16)我们讲送戏下乡,其实乡里边本来就有很好的东西,是否可以调戏进城呢?现在已有许多地方戏到大剧院演出,如梅兰芳剧院、国家大剧院演出,就是很好的例子。

  村落里边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传统,它跟老百姓生活切近,把它利用好、传承好,就非常不错。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重视乡村的口头传统和表演艺术。[17](P.117)村落故事的讲述,特别有利于提升村落的知名度。⑨如何实现文化传承和村落的旅游的结合,发掘一个好故事就异常重要。

  例如前面说到的赵氏孤儿的传说故事,它有着广泛的传播,如果我们说山西这个地方还有一批赵氏孤儿的后代在那生活,大家一定有兴趣想要去看看。宜兴讲梁祝的故事,形成了扑蝶节庆活动。山西闻喜县裴柏村是裴氏宰相府所在地,裴氏是大家族,唐朝开始出了多位宰辅大臣,裴氏家训在历史上影响很大,裴柏村因此成为知名村落。[18]乡村故事要讲好,必须重视乡村村落的民间口头资源与风物、历史人文传说,村落口头传统需要深入挖掘与提炼,并以适当的形式向社会传播。

  村落口头传统不仅是自我教育、自我传播的一个方式,也是彰显村落形象、彰显村落魅力的一个重要资源。讲好村落故事,是我们在乡村振兴中需要足够重视的方面。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的故事,需要认真发掘村落故事资源。彰显村落文化魅力最好的方式之一是设立村落故事馆。在台湾花莲有一个大陈村,大陈村民来自浙江省台州的大陈岛,当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时将村民带到了台湾,并集中安置在花莲县。大陈岛的居民为了怀念他们的故里,设立了大陈村故事馆,馆里有大陈岛人的传统仪式、歌谣、口头故事、家乡饮食等。这些人按照家乡的生活传统在花莲地区落地生根。故事馆是他们的乡愁,也是他们保持大陈村形象的有效方式。所以这个故事馆对大陈村村民而言十分重要。

  因此讲好村落故事,是传播村落声名、吸引外来资源、提升人气的重要方式。

  (六)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的研究意见

  乡村形态有依托地形自然形成的,也有经过人工的选择设计而形成的。一些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老村落,在村落布局形态上,体现出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它承载着丰厚的生态知识传统。乡村村落的内和外、上和下、东和西,都是肌理明晰的有机组合。应该总结这些名村的生态智慧。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智慧资源,不要盲目地去做那种不顾村落肌理性的挪移、搬迁。那些建在乡村公路两边的新农村,没有考虑到生态问题,不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生态宜居”目标要求。因此我们建设新农村时,应该考虑到当代村落振兴中的生态宜居问题。

  (七)发掘村落生计资源,以地方物产、地方特色手艺来助力乡村生产

  乡村最重要的是生计资源,特别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村落,它都有自己生存的基础,有它的生计方式。在今天的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应该尽量去寻找这种地方的生计基础,寻回它的特色手工艺,让它在新的社会条件之下,能够找到它的生存发展之道。乡村振兴不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化的东西,我们要根据每一村落的个性进行设计,做到一村一品。比如江西婺源篁岭村的旅游创意,就是很好的案例。篁岭村本是一个在山顶上公路连接不到的偏僻村落,很多村民外迁。但是这个村落地貌特殊,民居呈台级分布,高低错落,村落形态特别古朴,具有很好的欣赏价值。当地乡建公司与村民商量,在征得90%的村民同意之后,在山下平地安置村民,对空出的村落民居进行修缮,又从外地移入了一些与徽派风格一致的建筑,让这个村落有了私塾、祠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统村落形态。对于村落内部的生活设施进行了全面系统改造,民居内部是现代民宿装饰。为了突破仅为传统民居欣赏的传统村落旅游局限,篁岭村选择了传统的秋晒景观,让它作为吸引游客的卖点。因为这个村落的民居是高低错落的、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在每一层的民居晒台上,晒白的萝卜、红的辣椒、青的白菜,还有黄的菊花、南瓜等,层层晒台,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挂在山坡上的精美油画。经过几年的经营,篁岭村已经成为江西传统村落旅游的品牌,同时外迁的村民可以进村当员工,拿工资,在里面经营饮食,演奏乐器,做手工的技艺等服务。这是江西古村落转变成现代旅游对象的一个成功案例。

  再一个例子是台湾宜兰的白米社区营造。宜兰白米社区,以前是矿区,矿区衰落后,当地李姓青年不甘心家乡衰落,立志重振家乡,在一番调研之后,寻找到当地曾经有的木屐生产传统,而且调查到周围有生产木屐的树木资源。于是他请老师傅出马,带动全村的人做木屐,建立木屐博物馆,除了把木屐做成实用的鞋子,还做成便携旅游品,上面刻上“福”字,旅游者可以“带福回家”。这个地方吸引了许多外地人观光,成为通过有创意的社区营造而复兴地方的典范。村落复兴重振需要符合这个村落的生态资源与历史人文环境,需要符合内在村落肌理与技艺传承的传统。以一个有生机的创意凝聚村民,可使村落社区重新恢复活力。

  因此手艺特色村的发掘,值得特别重视。手工技艺不仅是重要的谋生手段,也是村落物质生活的一个内容,同时还是维系村落生活共同体的文化力量。在村落振兴过程中,要善于发现村落里的特色手工艺。虽然有的工艺制品在当地不起眼,但是对外地人而言,可能就是颇具欣赏价值的物品,也可能作为特殊的伴手礼。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旅游,发现很多公开销售的旅游产品几乎都是某一手工艺品市场批发出来的,东西南北都一样。我们很少做地方手艺产品的开发与设计,在乡村振兴中资本下乡的分配时,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

  手工艺是乡土文化的重要遗产,它具有传承和更新乡土文化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创意来提高村落的经济效益,提升村民的物质生活质量。[19]物质生活是村落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村民生计不能解决,单纯强调文化是无效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是与生计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讲民俗文化传统时要特别重视经济生产。

  四、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三大原则 

  民俗文化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与功能价值,它同样也有时代与地方性局限,如何扬长避短,发挥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正向积极作用,需要有理论的引领。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

  第一,要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照搬到乡村。现在讲城乡融合,我们乡里的文化,是不是也可以融合到城里边呢?乡里保持的传统,可以移到城市里,城市人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可以进入乡下,但是不要去改变乡村生活里优良的品质。如,作为共同体的人际关系里互助的传统,人生仪礼过程中的互惠传统等,是应该保持的。有秩序的、和谐的乡村生活状态,是我们所期待的。

  第二,在保持村落社会文化品质特性的时候,不要泥古,不要照搬,即我们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有些传统我们要在继承中实现形式与内容的更新,表面上保持这种形式,但实际上我们已改变它的性质,它的精神内涵需要服务现代社会。比如乡村里的神灵信仰,我们可以将其融入现代人的公共生活中,浙江人做了很好的一个实践,就是把祠堂变成文化礼堂。[20]因为毕竟现代社会家族已经泛化,乡村的家族也没有以前的经济基础,不构成稳定牢固的物质实体性社会,现在尽管有一定的家族观念,但基本上是小家庭,没有家族共同体。所以我们应该把传统家族共同体里边“公”的概念,转化为现代村落的公共概念。把祠堂变成礼堂,就是把村落传统文化空间转换成当代村落公共活动平台,重新发挥村落文化空间凝聚村民的社会功能。村落寺庙同样具有凝聚村民情感与精神的作用,我们今天也可以尝试创新与利用。

  第三,在村落振兴过程中,要充分重视人、地、物的有机结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各方面都应得到均衡发展。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一些村落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都是优质的,但就是经济不发达。如何把这种自然生态与人文资源,转换成它获取生计保障的资源,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云南贵州等地就有很多这样的村落,浙江西部也有,如松阳的平卿村。平卿村有一古老祭社祈福的民俗传统,每年都要举办八次大小祈福活动。大家知道,祭社是从先秦开始便有的一个传统。到后来村社瓦解之后,社祭很少了,但平卿村居然还保持着这一传统,而且每年还要分社肉。每一年有四个年轻人来主持这一年所有的仪式活动,主持年度活动之后,年轻人才成为这个村落里边有发言权的人。其实这就是特殊成人礼。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村落团结方式。今天我们如何保持这一村落传统,又能提升它的生活品质呢?我们可以调动村落内部力量,配合外部资源,把村落自足的祈福活动,变成一个与外来者共享的资源,成为人们共享的平卿祈福节。当地人可通过借助公共性的节庆活动,营销地方产品,增加村民的收入。

  总之,我们要激发村落社会内生的力量,才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我们需要深入乡村内部,总结提炼乡村的民俗传统资源,发现与呵护村落内生性的动力。依托社会大环境,根据当代社会的需要,对民俗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实现村落内涵发展的振兴之路,这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性方向。我们不仅要依靠中央提倡,靠当地政府推动,更要积极发挥村民自己的力量,乡村建设任重道远。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复兴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予以更深入地研究。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论述,参见《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网,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_2.htm,2014-09-24。

  ②2016年4月23至27日,笔者带领博士研究生前往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高演村进行乡村走访调查。资料参见萧放等撰写的《浙江景宁高演村村落文化调查报告》(未刊稿),2017年。

  ③2016年7月29日至8月2日,笔者带领北京师范大学“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重大项目课题组,前往山西襄汾进行传统村落文化调查。本次调查主题是赵氏孤儿传说与忠义文化传承。2018年孙英芳博士生形成《赵氏孤儿传说与当代村落社会》的研究报告。

  ④2018年4月11-13日,北京师范大学“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重大项目课题组的萧放教授与杨共乐教授等5人,前往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⑤2016年8月10日,笔者到浙江省绍兴市冢斜村调查,访谈了村支书余茂法,他讲述了冢斜村的变化过程。2018年4月12日,在浙江诸暨百村社会治理研讨会期间,笔者再次访谈村支书余茂法。

  ⑥1993年2月10日,笔者在进行《湖北风俗文化研究》课题调研,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城郊访谈。

  ⑦2017年2月10-12日,北京师范大学“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重大项目课题组赴北京门头沟区庄户与千军台村实地调查元宵节中幡会走会情况。

  ⑧《礼记》的《檀弓》、《丧服》、《丧大记》、《奔丧》、《问丧》、《丧服》等篇集中讲述了丧葬制度,还有《曲礼》等篇也涉及到丧葬文化。由此可见,儒家重视丧葬职业与关注礼俗文化建设之间的渊薮。

  ⑨参考秭归县文化旅游局、秭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的《屈原传说》,宜昌: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年。

  2018年1月2日,笔者作为客座教授与台湾东华大学中文系语宸助理一道考察花莲市大陈村,参观故事馆,并与负责故事馆的吴姓志愿者交谈,吴姓志愿者出生在从浙江温岭大陈岛前往台湾的军舰上。故事馆有各种物质生活、社会习俗与精神信仰的展陈资料。

  2018年8月5-8日,笔者在江西省婺源市篁岭村进行调查,并参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晒秋习俗研讨会。

  2018年11月笔者走访台湾宜兰市白米社区,文中提到的“李姓青年”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刚从社区经营的负责人位置上退休。资料根据笔者对李董事长的专门访谈整理而成。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哈经雄主编.中国谚语·湖北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6]贺少雅.乡土文化传统对当代农村社会治理的价值探讨——以浙江省松阳县平卿村做福仪式为例[J].社会治理,2018(5).

  [7]萧放.“人情”与中国日常礼俗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8]萧放,邵凤丽.祖先祭祀与乡土文化传承[J].社会治理,2018(4).

  [9]萧放.明清时期的碧霞元君信仰与香会活动[J].文史知识,2005(9).

  [10]祝秀丽.村落故事讲述活动研究——以辽宁省辽中县徐家屯为个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1]牛铭实.中国历代乡约(第二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12]萧放,贺少雅.礼仪实践:当代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以晋浙两地田野调查为例[J].社会治理,2016(1).

  [1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14]龙晓添.当代民间礼俗秩序与日常生活——以湖南湘乡丧礼为例[J].文化遗产,2018(4).

  [15]萧放,贺少雅.伦理:中国成人礼的核心概念[J].西北民族研究,2017(2).

  [16]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7]袁瑾.地域民间信仰与乡民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8]邵凤丽.裴氏家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J].社会治理,2018(8).

  [19]朱霞.传统工艺的传承特质与自愈机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20]刘秀峰.农村文化礼堂:从公共空间到社区营造[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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